頑強的發光體
  武警後勤學院附屬醫院醫生趙紅艷並不是位聽話的病人。她最近一次去給自己的骨關節拍片已是3年多以前。
  她覺得檢查已無必要。她很清楚那些骨與骨連接的部分發生了什麼:下半生都將與輪椅為伴。
  儘管如此,這位氣場強大、精力旺盛的消化內科醫生,畫著淡妝,用酒紅色的染髮膏對付頭上冒出的白髮,每周有5天時間準時出現在診室里。她是這所規模龐大的三級甲等醫院里最繁忙的醫生之一,日均接待100多位病人,最高達到180多人。
  當她坐上那輛日常代步的紅色輪椅,有些病人以為她是在“玩兒”,或以為那是掃地機。然而他們面前的這位軍醫是個不折不扣的老病號,附骨之疽的滋味10多年前就跟隨著她。為她拍片的該院核磁共振科主任袁飛皺著眉頭形容,那真是一種“刻骨”的疼痛。
  可她真的不像病人。同事王佐妤形容,工作中的趙紅艷是會“發光”的,跟前幾年比,她的膚色亮了,眼神也更有光彩。
  41歲的趙紅艷自己也承認,她正處於10多年來最好的時光。幾年前的她比現在顯老,曾有病人讓孩子喊她“奶奶”。
  如今,她確信自己已經走出人生的低谷。那不僅是個人的災難,也是全民的噩夢——她30歲那年,非典型性肺炎疫情暴發,她所在的醫院收治了天津市第一例確診病人。在自告奮勇把一個病人送往集中救治區之後,她不幸感染了病毒,踏入了至今心有餘悸的死亡之門。她以為“再也出不來了”。
  慶幸的是,她在兩個月後病愈出院。懷著新生的喜悅,她和丈夫吃遍了家門口所能找到的好飯館。然而壞消息又在4個月內接踵而至。非典時用來保命的激素在她身上造成了後遺症:雙肩、雙膝、雙股骨頭六大關節全部壞死。
  這被稱為“不死的癌症”。不少染過非典的醫護人員出現了此類癥狀。袁飛打比方說,股骨頭塌了,相當於支撐身體的“軸承”壞了。
  對趙紅艷來說,那是一段最灰暗的日子。她在此後約三年內四處求醫問藥。她扎過“針刀”,十幾釐米長的針刀扎進骨頭,“每去一次就像上戰場”。
  在北京一家大醫院,醫生對著她的片子問:“這人呢?給我抬過來。”
  趙紅艷回憶,自己連非典時期都幾乎沒哭過,那時卻經常痛哭。她蓬頭垢面,對最親近的人發火,像祥林嫂一樣嘮叨。“每天就是想‘我怎麼活’。”她不是沒想過自殺,安眠藥都準備停當。
  時任政治協理員的醫院副院長韓慧娟氣憤地“罵”過她:“你可以去死!你想過你的家人嗎?想過你兩歲的女兒嗎?”怕她想不開,韓慧娟保持電話全天候開機。
  2006年,趙紅艷決定恢復工作。她不願意成為“廢人”,不甘心“天天曬太陽”,也不想讓自己的不良情緒繼續傳染家人。雖然有朋友勸她,即使不再工作,也會被“養起來”。
  “身體殘疾了,人生不能殘缺。”她說。
  起初她拄著雙拐出現在診室,而這也經過了不為人知的思想鬥爭。她害怕別人看到身體的殘缺。久坐後需要起立,她還要在病人面前假裝“自言自語”腿坐麻了,才好意思扶著桌子搖晃著站起來。
  在上班路上她摔過多次。一條原以為完全可以邁過的小溝,讓她花了20多分鐘、“滿臉是淚”地爬上來。
  由於雙臂疼痛難忍,她最後丟掉拐杖,坐上了輪椅。她悄悄花錢請科里的護工幫忙推輪椅,懷著一種“精神勝利法”:一般人不會註意到她,“反正人們以為我是病人”。
  袁飛說,多年來自己腦海裡留有一幅畫面:雨天,趙紅艷早早倚在樓洞里,等待護工來接,那麼無助,還那麼堅決。
  有一回趙紅艷坐著輪椅剛出電梯,就聽到身後人們議論“這是個殘疾人”。她很受刺激,在同事面前嚎啕大哭:“我就殘了嗎?”
  此事之後,袁飛發現,趙紅艷有段時間常穿軍裝,也許為了證明自己“是個戰士”。
  “一坐在門診,就忘記了疼”
  而現在,趙紅艷對此已經釋懷。常有不知情的病人問她“腿怎麼瘸了”。
  “現在誰再說我殘疾我不急了,但是我心裡就是不承認我是殘疾人。”她說。
  她後來改為駕駛電動輪椅。讓同事們佩服的是,無論颳風下雨,她從未因身體原因請假。
  在一個雪天,小區自來水管破裂,道路泥濘不堪,她連人帶輪椅陷進泥水中,幸虧被王佐妤發現。她依然出現在門診。
  同事們眼中,她太過要強。坐診時她可以整整一個上午保持坐姿,“坐功相當於和尚”。由於如廁不便,她極少在醫院喝水,只會舔舔水杯,或抿一小口。
  她的抽屜里放著不同的止疼藥。因為多年服藥,這位消化內科醫生自己的胃也不夠健康,常備了胃藥。
  患病之後,一向愛美的她穿衣比別人“永遠多兩個季節”。她告別了裙裝,春天依賴電暖氣,夏季也穿著秋褲。天熱時她為了病人打開空調,病人走後立即關上。
  即使如此,她喜歡病人在身邊。用王佐妤的話說,患者越多她越起勁兒。清閑下來,她的狀態截然不同。細心的同事會在傍晚陪她聊天,那個時間病人最少。
  節假日里她樂於替同事值班,讓別人去逛街,去“滿世界玩”。這都是她無法做到的。她只有吃過止疼藥,才能勉強陪女兒去買白球鞋,去公園,結果這有限的幾次也都是父女倆在裡面逛,她懷著內疚的心情在外面等。因為羡慕別人全家出游,她催促丈夫帶女兒去看大海,女兒在海邊打來電話讓媽媽“聽海風”,她既欣慰又傷心。
  “我一坐在門診,就忘記了疼。”趙紅艷對記者說,這是她“人生最大的樂趣”。她將自己回到工作崗位,比作一位癌症患者忽然發現了盼頭。
  她跟患者之間養成了一種相互依賴的關係。年輕醫生孫文剛到科室時感到非常奇怪,在趙紅艷的診室里,常有陌生人一待就是半天,不掛號也不問診。這些人還幫忙維持秩序。她清楚地記得,一位老爺子靠在床上,伸出拐棍指指點點教育別人:“別插隊啊!”
  她逐漸意識到,這都是趙紅艷的老病號,沒事就去找她聊天。有時同事去找趙紅艷,卻發現她被圍在裡面,等候許久也插不進去。
  這位年輕醫生以趙紅艷為自己的啟蒙老師。她記得,趙老師說過,消化科的疾病密切關係到人的心情,消化科的醫生應該是半個心理醫生。
  她親眼目睹,一位老太太拿來厚厚的胃鏡和B超檢驗單各一沓。趙紅艷一邊詢問,一邊翻了20分鐘。老太太說:“這麼多年您是第一個把我這些片子都看完的。”
  孫文說,很多患者會到不同醫院檢查,醫生通常只看最近的檢查報告即可。趙老師這麼做,“是她看病的一種藝術”。
  在這方面,趙紅艷有過難忘經歷。她早晨6點去一家大醫院掛號,排了半天隊,帶去一摞片子,專家“一眼都沒瞟”,直接跟她說:“股骨頭壞死已經四期了,做手術吧。”這讓她頓感失落。
  幾年前,天津市民劉玉珍被趙紅艷診斷屬於更年期合併胃腸綜合徵,治療一段時間明顯好轉。但她多年犯胃病,總疑心自己病重,連做了幾次胃鏡還想再做,在診室里“哭天抹淚的”。
  直脾氣的趙紅艷不許她再做胃鏡,拍著桌子說:“你哭什麼哭啊,你看看我,我坐著輪椅,你比我強多了!”
  劉玉珍由此開始覺得這位醫生不糊弄人,成了她的鐵桿“粉絲”。
  一名帶著手銬腳鐐的犯人試圖吞釘子自殺,給他看病的趙紅艷詢問原因,問到第四遍,這個小伙子才抬頭,冷冷地說:“我不想活了。我才多大呀,我得在那兒待10年。”
  趙紅艷忍不住,拍拍自己的雙腿:“你不是10年嗎,你還有個頭呢。你看我,我相當於被判了無期,在凳子上坐了10年多了。”
  旁邊的孫文發現,原本眼神凶巴巴的小伙子愣住了。
  趙紅艷怎麼那麼多親戚
  不過,除了開導那些尋死覓活的病人,趙紅艷極少談起自己的傷痛。她認為,自己算是一個“不卑不亢的醫生”,不算“態度特別好”的那種。以她的個性不會細聲細語,更不會對人低聲下氣。她沒少跟病人拍桌子。
  但袁飛說,趙紅艷有這樣的本事:當她批評你,能讓你聽出來她“打心眼裡對你好”。
  袁飛經常接到趙紅艷的電話,每有一位病人做核磁共振檢查,趙紅艷就在電話里囑咐她,“這是我們家親戚”。有時她還拜托袁飛幫忙看看病人從別的醫院帶來的影像。不少科室都接過這類電話。同事們很奇怪,趙紅艷怎麼那麼多親戚,而且親戚們那麼多病?
  久而久之他們知道,趙紅艷的“親戚”都是她的病人。門診病人住院後,她會給病區打電話,“我的病號,對她好點”,或者“這是我們家親戚,睡不好覺,儘量找個好的房間”。
  孫文說,後來大家默認了,“凡是趙老師介紹來的,都當親戚”。
  等到真的親戚來了,趙紅艷反而不好意思提要求。有一天她給孫文打電話,請她接收一位病人住院,趕緊查查肝功能,“不用太好的房間”。病人一來,孫文嚇了一跳,癥狀很重,膚色發黃,診斷為藥物性肝炎。這位,是趙紅艷的母親。
  總有一些病人會忘記服藥劑量等小事,卻要跑很遠的路來問,趙紅艷為此試著在病歷上留下手機號碼。四五年前,她乾脆另配了一部手機,印了名片,專門跟病人聯繫。但如今,她把兩部手機弄混了,因為各自都存了不少病人的號碼。她每月的話費超過500元。
  有人連家庭糾紛都找她出主意。一位患者早晨6點打電話請教她:“我早飯可以吃饅頭嗎?”
  50多歲的患者劉兵感謝這部電話。他是趙紅艷的胃病患者。2012年的一個深夜,他70多歲的岳母突發心梗,他情急之下打了這個電話。趙紅艷為他緊急聯繫了醫生,當晚就安排手術。
  劉兵當時帶的錢不夠,趙紅艷回家取了1萬元幫他墊付。她又“收買”了一位“粉絲”。
  趙紅艷也很奇怪,明明自己長得“挺厲害的”,總有病人找她救急。有人看病就差一塊錢,著急忙慌地來找她。一位老太太進門就喊:“趙紅艷,快,驗尿沒錢了,你快給我拿點錢!”
  曾有一位中年農民工,身上只有300元,她掏錢幫他墊付了住院押金。被人借“慣”了,她包里總放著一兩千元,以備不時之需。
  這些人用不同的方式道謝。劉兵曾在大年初二打車近20公里,到醫院給她送過熱乎乎的三鮮打滷麵。劉玉珍給她送過衣服,找了個藉口:“閨女給我買的,我穿不了。”
  更多的是她記不住的病人,來到診室里,放下東西就走。她無法“拔腿就追”。
  這些禮物包括一盆蝴蝶蘭、一袋大米、一桶蝦醬、一籃子雞蛋、幾根蘿蔔,或是七八個蘋果。一位看門大爺送過枸杞。有個看上去很寒酸的農民沒有醫療保險,趙紅艷用最便宜的藥給他治好了病,他送來一把捲在報紙里、帶著根的小蔥,趙紅艷隨後把它們栽在了花盆裡。
  收到最多的是玉米面。還有一位河北農村的大叔,扛來一袋子玉米。孫文說,這類禮物“必須高高興興收下”,趙老師會當著大叔的面分給大家,讓他心裡舒服。有的人還會等到中午,送來煮熟的玉米,看著他們啃兩口才肯走。
  一位年過八旬的老人愛好旅游,在雲南用過一種苗藥治療扭傷很有效,千里迢迢給趙紅艷帶了回來。他得知趙紅艷在雲南當過兵,於是發來大量的照片讓她“舊地重游”。
  一位病愈5年的病人送來一面錦旗,表示5年前太窮,如今生活好了有能力送錦旗了。只不過,錦旗上名字錯寫為“趙艷紅”。
  還有一位飲酒過量導致急性腸胃炎的中年男人,被趙紅艷訓過幾次。他寫過好幾份戒酒保證書,其中一首打油詩里說:“今後如敢再飲酒,乾脆改名趙紅艷。”
  “病人們感謝我,我也應該謝謝他們。我的病人讓我感受到我人生的價值所在。”趙紅艷說。
  孫文說,有些患者十分嘮叨,一種藥的用量要反覆問十多次,趙老師好像“沒有煩的時候”。
  實際上,趙紅艷並非總是這樣和藹。孫文說,她對同事“脾氣很大,有話直說”。
  趙紅艷也承認,自己在門診的時候“一點都不煩”,對家人就很不耐煩。連母親都反映她脾氣極大。
  丈夫邢斌說,她回家後習慣疲憊地躺在床上,什麼話也不說,可一有患者電話,就“像打了雞血”。
  趙紅艷猜測,以前自己要柔和很多,而今特別容易煩躁,也許這是“非典”的另一個後遺症。心裡的不平衡總要有一個發泄的地方,可能給了家人。
  邢斌沖她吼過:“你能不能把我當成你的病人?”趙紅艷患病後,他辭去了塘沽一家食品公司總經理的職務,回到天津市區照顧家庭。有個時期他嚴重失眠,跟妻子說過多次,都被忽視了。
  去年,邢斌查出腦部的夾層動脈瘤,死亡率很高,幸虧手術成功。趙紅艷覺得,這樣的苦和痛都已經過,不會再有什麼能打倒自己。
  武警部隊政治部副主任、藝術家張繼剛送過她中國殘疾人藝術團的舞蹈《千手觀音》的光盤。“千手觀音”的寓意被她引為心聲:“只要你心地善良,心中有愛,就會有一千隻手來幫助你;只要你心地善良,心中有愛,你就會伸出一千隻手去幫助別人。”
  她不願意回憶“非典”:“雖然我仍有痛,但我已經走出。”
  邢斌問過她,今天你變成這個樣子,你後悔嗎?孫文也問過這個問題。趙紅艷想都沒想就作出了回答:“我肯定還得上——我是個軍人,我是個醫生。”
  她慶幸自己走出陰影,回到了診室。“讓我有工作乾,我可能活到88歲。讓我在家裡,我可能8年都活不過去。”
  有人誇她“淬火的骨頭比鋼硬”,她心裡清楚,隨著年齡增大,骨質疏鬆,情況會愈發嚴重。她的關節像是破碎的雞蛋殼,將來的路可能越來越難走。但她不去想這些。她坐著電動輪椅,意氣風發地穿梭在醫院里,對人開著玩笑:“看我多瀟灑,比你走得快。”  (原標題:趙紅艷:塌掉的關節 挺拔的人生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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