牆壁粉刷

　　頑強的發光體
　　武警後勤學院附屬醫院醫生趙紅艷並不是位聽話的病人。她最近一次去給自己的骨關節拍片已是3年多以前。
　　她覺得檢查已無必要。她很清楚那些骨與骨連接的部分發生了什麼：下半生都將與輪椅為伴。
　　儘管如此，這位氣場強大、精力旺盛的消化內科醫生，畫著淡妝，用酒紅色的染髮膏對付頭上冒出的白髮，每周有5天時間準時出現在診室里。她是這所規模龐大的三級甲等醫院里最繁忙的醫生之一，日均接待100多位病人，最高達到180多人。
　　當她坐上那輛日常代步的紅色輪椅，有些病人以為她是在“玩兒”，或以為那是掃地機。然而他們面前的這位軍醫是個不折不扣的老病號，附骨之疽的滋味10多年前就跟隨著她。為她拍片的該院核磁共振科主任袁飛皺著眉頭形容，那真是一種“刻骨”的疼痛。
　　可她真的不像病人。同事王佐妤形容，工作中的趙紅艷是會“發光”的，跟前幾年比，她的膚色亮了，眼神也更有光彩。
　　41歲的趙紅艷自己也承認，她正處於10多年來最好的時光。幾年前的她比現在顯老，曾有病人讓孩子喊她“奶奶”。
　　如今，她確信自己已經走出人生的低谷。那不僅是個人的災難，也是全民的噩夢——她30歲那年，非典型性肺炎疫情暴發，她所在的醫院收治了天津市第一例確診病人。在自告奮勇把一個病人送往集中救治區之後，她不幸感染了病毒，踏入了至今心有餘悸的死亡之門。她以為“再也出不來了”。
　　慶幸的是，她在兩個月後病愈出院。懷著新生的喜悅，她和丈夫吃遍了家門口所能找到的好飯館。然而壞消息又在4個月內接踵而至。非典時用來保命的激素在她身上造成了後遺症：雙肩、雙膝、雙股骨頭六大關節全部壞死。
　　這被稱為“不死的癌症”。不少染過非典的醫護人員出現了此類癥狀。袁飛打比方說，股骨頭塌了，相當於支撐身體的“軸承”壞了。
　　對趙紅艷來說，那是一段最灰暗的日子。她在此後約三年內四處求醫問藥。她扎過“針刀”，十幾釐米長的針刀扎進骨頭，“每去一次就像上戰場”。
　　在北京一家大醫院，醫生對著她的片子問：“這人呢？給我抬過來。”
　　趙紅艷回憶，自己連非典時期都幾乎沒哭過，那時卻經常痛哭。她蓬頭垢面，對最親近的人發火，像祥林嫂一樣嘮叨。“每天就是想‘我怎麼活’。”她不是沒想過自殺，安眠藥都準備停當。
　　時任政治協理員的醫院副院長韓慧娟氣憤地“罵”過她：“你可以去死！你想過你的家人嗎？想過你兩歲的女兒嗎？”怕她想不開，韓慧娟保持電話全天候開機。
　　2006年，趙紅艷決定恢復工作。她不願意成為“廢人”，不甘心“天天曬太陽”，也不想讓自己的不良情緒繼續傳染家人。雖然有朋友勸她，即使不再工作，也會被“養起來”。
　　“身體殘疾了，人生不能殘缺。”她說。
　　起初她拄著雙拐出現在診室，而這也經過了不為人知的思想鬥爭。她害怕別人看到身體的殘缺。久坐後需要起立，她還要在病人面前假裝“自言自語”腿坐麻了，才好意思扶著桌子搖晃著站起來。
　　在上班路上她摔過多次。一條原以為完全可以邁過的小溝，讓她花了20多分鐘、“滿臉是淚”地爬上來。
　　由於雙臂疼痛難忍，她最後丟掉拐杖，坐上了輪椅。她悄悄花錢請科里的護工幫忙推輪椅，懷著一種“精神勝利法”：一般人不會註意到她，“反正人們以為我是病人”。
　　袁飛說，多年來自己腦海裡留有一幅畫面：雨天，趙紅艷早早倚在樓洞里，等待護工來接，那麼無助，還那麼堅決。
　　有一回趙紅艷坐著輪椅剛出電梯，就聽到身後人們議論“這是個殘疾人”。她很受刺激，在同事面前嚎啕大哭：“我就殘了嗎？”
　　此事之後，袁飛發現，趙紅艷有段時間常穿軍裝，也許為了證明自己“是個戰士”。
　　“一坐在門診，就忘記了疼”
　　而現在，趙紅艷對此已經釋懷。常有不知情的病人問她“腿怎麼瘸了”。
　　“現在誰再說我殘疾我不急了，但是我心裡就是不承認我是殘疾人。”她說。
　　她後來改為駕駛電動輪椅。讓同事們佩服的是，無論颳風下雨，她從未因身體原因請假。
　　在一個雪天，小區自來水管破裂，道路泥濘不堪，她連人帶輪椅陷進泥水中，幸虧被王佐妤發現。她依然出現在門診。
　　同事們眼中，她太過要強。坐診時她可以整整一個上午保持坐姿，“坐功相當於和尚”。由於如廁不便，她極少在醫院喝水，只會舔舔水杯，或抿一小口。
　　她的抽屜里放著不同的止疼藥。因為多年服藥，這位消化內科醫生自己的胃也不夠健康，常備了胃藥。
　　患病之後，一向愛美的她穿衣比別人“永遠多兩個季節”。她告別了裙裝，春天依賴電暖氣，夏季也穿著秋褲。天熱時她為了病人打開空調，病人走後立即關上。
　　即使如此，她喜歡病人在身邊。用王佐妤的話說，患者越多她越起勁兒。清閑下來，她的狀態截然不同。細心的同事會在傍晚陪她聊天，那個時間病人最少。
　　節假日里她樂於替同事值班，讓別人去逛街，去“滿世界玩”。這都是她無法做到的。她只有吃過止疼藥，才能勉強陪女兒去買白球鞋，去公園，結果這有限的幾次也都是父女倆在裡面逛，她懷著內疚的心情在外面等。因為羡慕別人全家出游，她催促丈夫帶女兒去看大海，女兒在海邊打來電話讓媽媽“聽海風”，她既欣慰又傷心。
　　“我一坐在門診，就忘記了疼。”趙紅艷對記者說，這是她“人生最大的樂趣”。她將自己回到工作崗位，比作一位癌症患者忽然發現了盼頭。
　　她跟患者之間養成了一種相互依賴的關係。年輕醫生孫文剛到科室時感到非常奇怪，在趙紅艷的診室里，常有陌生人一待就是半天，不掛號也不問診。這些人還幫忙維持秩序。她清楚地記得，一位老爺子靠在床上，伸出拐棍指指點點教育別人：“別插隊啊！”
　　她逐漸意識到，這都是趙紅艷的老病號，沒事就去找她聊天。有時同事去找趙紅艷，卻發現她被圍在裡面，等候許久也插不進去。
　　這位年輕醫生以趙紅艷為自己的啟蒙老師。她記得，趙老師說過，消化科的疾病密切關係到人的心情，消化科的醫生應該是半個心理醫生。
　　她親眼目睹，一位老太太拿來厚厚的胃鏡和B超檢驗單各一沓。趙紅艷一邊詢問，一邊翻了20分鐘。老太太說：“這麼多年您是第一個把我這些片子都看完的。”
　　孫文說，很多患者會到不同醫院檢查，醫生通常只看最近的檢查報告即可。趙老師這麼做，“是她看病的一種藝術”。
　　在這方面，趙紅艷有過難忘經歷。她早晨6點去一家大醫院掛號，排了半天隊，帶去一摞片子，專家“一眼都沒瞟”，直接跟她說：“股骨頭壞死已經四期了，做手術吧。”這讓她頓感失落。
　　幾年前，天津市民劉玉珍被趙紅艷診斷屬於更年期合併胃腸綜合徵，治療一段時間明顯好轉。但她多年犯胃病，總疑心自己病重，連做了幾次胃鏡還想再做，在診室里“哭天抹淚的”。
　　直脾氣的趙紅艷不許她再做胃鏡，拍著桌子說：“你哭什麼哭啊，你看看我，我坐著輪椅，你比我強多了！”
　　劉玉珍由此開始覺得這位醫生不糊弄人，成了她的鐵桿“粉絲”。
　　一名帶著手銬腳鐐的犯人試圖吞釘子自殺，給他看病的趙紅艷詢問原因，問到第四遍，這個小伙子才抬頭，冷冷地說：“我不想活了。我才多大呀，我得在那兒待10年。”
　　趙紅艷忍不住，拍拍自己的雙腿：“你不是10年嗎，你還有個頭呢。你看我，我相當於被判了無期，在凳子上坐了10年多了。”
　　旁邊的孫文發現，原本眼神凶巴巴的小伙子愣住了。
　　趙紅艷怎麼那麼多親戚
　　不過，除了開導那些尋死覓活的病人，趙紅艷極少談起自己的傷痛。她認為，自己算是一個“不卑不亢的醫生”，不算“態度特別好”的那種。以她的個性不會細聲細語，更不會對人低聲下氣。她沒少跟病人拍桌子。
　　但袁飛說，趙紅艷有這樣的本事：當她批評你，能讓你聽出來她“打心眼裡對你好”。
　　袁飛經常接到趙紅艷的電話，每有一位病人做核磁共振檢查，趙紅艷就在電話里囑咐她，“這是我們家親戚”。有時她還拜托袁飛幫忙看看病人從別的醫院帶來的影像。不少科室都接過這類電話。同事們很奇怪，趙紅艷怎麼那麼多親戚，而且親戚們那麼多病？
　　久而久之他們知道，趙紅艷的“親戚”都是她的病人。門診病人住院後，她會給病區打電話，“我的病號，對她好點”，或者“這是我們家親戚，睡不好覺，儘量找個好的房間”。
　　孫文說，後來大家默認了，“凡是趙老師介紹來的，都當親戚”。
　　等到真的親戚來了，趙紅艷反而不好意思提要求。有一天她給孫文打電話，請她接收一位病人住院，趕緊查查肝功能，“不用太好的房間”。病人一來，孫文嚇了一跳，癥狀很重，膚色發黃，診斷為藥物性肝炎。這位，是趙紅艷的母親。
　　總有一些病人會忘記服藥劑量等小事，卻要跑很遠的路來問，趙紅艷為此試著在病歷上留下手機號碼。四五年前，她乾脆另配了一部手機，印了名片，專門跟病人聯繫。但如今，她把兩部手機弄混了，因為各自都存了不少病人的號碼。她每月的話費超過500元。
　　有人連家庭糾紛都找她出主意。一位患者早晨6點打電話請教她：“我早飯可以吃饅頭嗎？”
　　50多歲的患者劉兵感謝這部電話。他是趙紅艷的胃病患者。2012年的一個深夜，他70多歲的岳母突發心梗，他情急之下打了這個電話。趙紅艷為他緊急聯繫了醫生，當晚就安排手術。
　　劉兵當時帶的錢不夠，趙紅艷回家取了1萬元幫他墊付。她又“收買”了一位“粉絲”。
　　趙紅艷也很奇怪，明明自己長得“挺厲害的”，總有病人找她救急。有人看病就差一塊錢，著急忙慌地來找她。一位老太太進門就喊：“趙紅艷，快，驗尿沒錢了，你快給我拿點錢！”
　　曾有一位中年農民工，身上只有300元，她掏錢幫他墊付了住院押金。被人借“慣”了，她包里總放著一兩千元，以備不時之需。
　　這些人用不同的方式道謝。劉兵曾在大年初二打車近20公里，到醫院給她送過熱乎乎的三鮮打滷麵。劉玉珍給她送過衣服，找了個藉口：“閨女給我買的，我穿不了。”
　　更多的是她記不住的病人，來到診室里，放下東西就走。她無法“拔腿就追”。
　　這些禮物包括一盆蝴蝶蘭、一袋大米、一桶蝦醬、一籃子雞蛋、幾根蘿蔔，或是七八個蘋果。一位看門大爺送過枸杞。有個看上去很寒酸的農民沒有醫療保險，趙紅艷用最便宜的藥給他治好了病，他送來一把捲在報紙里、帶著根的小蔥，趙紅艷隨後把它們栽在了花盆裡。
　　收到最多的是玉米面。還有一位河北農村的大叔，扛來一袋子玉米。孫文說，這類禮物“必須高高興興收下”，趙老師會當著大叔的面分給大家，讓他心裡舒服。有的人還會等到中午，送來煮熟的玉米，看著他們啃兩口才肯走。
　　一位年過八旬的老人愛好旅游，在雲南用過一種苗藥治療扭傷很有效，千里迢迢給趙紅艷帶了回來。他得知趙紅艷在雲南當過兵，於是發來大量的照片讓她“舊地重游”。
　　一位病愈5年的病人送來一面錦旗，表示5年前太窮，如今生活好了有能力送錦旗了。只不過，錦旗上名字錯寫為“趙艷紅”。
　　還有一位飲酒過量導致急性腸胃炎的中年男人，被趙紅艷訓過幾次。他寫過好幾份戒酒保證書，其中一首打油詩里說：“今後如敢再飲酒，乾脆改名趙紅艷。”
　　“病人們感謝我，我也應該謝謝他們。我的病人讓我感受到我人生的價值所在。”趙紅艷說。
　　孫文說，有些患者十分嘮叨，一種藥的用量要反覆問十多次，趙老師好像“沒有煩的時候”。
　　實際上，趙紅艷並非總是這樣和藹。孫文說，她對同事“脾氣很大，有話直說”。
　　趙紅艷也承認，自己在門診的時候“一點都不煩”，對家人就很不耐煩。連母親都反映她脾氣極大。
　　丈夫邢斌說，她回家後習慣疲憊地躺在床上，什麼話也不說，可一有患者電話，就“像打了雞血”。
　　趙紅艷猜測，以前自己要柔和很多，而今特別容易煩躁，也許這是“非典”的另一個後遺症。心裡的不平衡總要有一個發泄的地方，可能給了家人。
　　邢斌沖她吼過：“你能不能把我當成你的病人？”趙紅艷患病後，他辭去了塘沽一家食品公司總經理的職務，回到天津市區照顧家庭。有個時期他嚴重失眠，跟妻子說過多次，都被忽視了。
　　去年，邢斌查出腦部的夾層動脈瘤，死亡率很高，幸虧手術成功。趙紅艷覺得，這樣的苦和痛都已經過，不會再有什麼能打倒自己。
　　武警部隊政治部副主任、藝術家張繼剛送過她中國殘疾人藝術團的舞蹈《千手觀音》的光盤。“千手觀音”的寓意被她引為心聲：“只要你心地善良，心中有愛，就會有一千隻手來幫助你；只要你心地善良，心中有愛，你就會伸出一千隻手去幫助別人。”
　　她不願意回憶“非典”：“雖然我仍有痛，但我已經走出。”
　　邢斌問過她，今天你變成這個樣子，你後悔嗎？孫文也問過這個問題。趙紅艷想都沒想就作出了回答：“我肯定還得上——我是個軍人，我是個醫生。”
　　她慶幸自己走出陰影，回到了診室。“讓我有工作乾，我可能活到88歲。讓我在家裡，我可能8年都活不過去。”
　　有人誇她“淬火的骨頭比鋼硬”，她心裡清楚，隨著年齡增大，骨質疏鬆，情況會愈發嚴重。她的關節像是破碎的雞蛋殼，將來的路可能越來越難走。但她不去想這些。她坐著電動輪椅，意氣風發地穿梭在醫院里，對人開著玩笑：“看我多瀟灑，比你走得快。”　　（原標題：趙紅艷：塌掉的關節 挺拔的人生）